2005年，我考上了一中——市重点高中，当年听起来多么牛逼的名头，虽然从这里走出去之后才发现有多可笑、多微不足道，但至少对于想要逃离这个偏僻小地方的孩子们来说，考上一中是已知的最快捷、最安全的路径。
迈进一中相当于迈进重点大学保送班，是这里人们统一的错觉。
虽然我的成绩一直年级前五名，但能考上一中这件事还是在七大姑八大姨中掀起了一阵嫉妒的风暴。
我的初中并不是什么好学校，90%以上的学生只是被家长扔在这里“托管”的，反正义务教育也不要钱。当时我抱着“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决心不顾别人异样的眼神选择了这所学校，幸好也得到了所有老师的守护和关照而过得意外舒坦。最后“鸡头”终于考上了一中，虽然只是配额，但“公费的，给我们省了6000块钱”这句话在那个格外炎热的暑假我已记不清他们说了多少次，当然还得非常顺便地额外补充一句“我们从来都不管她学习”。直到现在我仍记得我妈说这话时候的表情，如今已经越来越难见到的，那骄傲自豪的表情。
为了尊重学生的兴趣（避免浪费多余的精力），我们的文理分班是在报道之前就已经申请完成的。当时人们对文科生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选择文科只是因为学不好数理化而选择一“背”解千愁的曲线救国手段，当然也有那么一些未来填报志愿的时候理科选择性更大的客观因素，所以我几乎没怎么犹豫就选择了理科。
我是极其优秀的，曾经的我是如此深信不疑。
白色的分班名单成片地贴在布告栏里，被阳光一晃，有一种不切实际的虚幻感。要在这么多密密麻麻的五号字中找到自己的名字，还要同时应对来自四面八方男女老少的压力，让我切身实地的感受到了万人过独木桥的感觉。
我好不容易才挤到人群前面，就立刻像名单纸一样被紧紧贴在了布告栏上，盛夏炙热的温度从布告栏传到皮肤上，让我仿佛听到了铁板上五花肉发出的 “滋滋”声响。
全年级一共12个班，4个文科班，8个理科班，一班和五班分别是文理科的实验班，也就是重点班。虽然理论上知道我的名字不可能出现在五班的名单上，但至少要看一下我同学中有谁考进了五班吧，这绝对是出于集体荣誉感而不是什么小肚鸡肠的攀比心，我对自己的良心说。
“曾乔，你分到五班了！”好熟悉的声音，“我X，迟红尉也是。”转头便对上了那张更熟悉的脸。
“穆念也在呐，不用找了，咱俩是一班的！八班。”冲着我傻笑着的人叫褚天亮，我的初中同学，跟在他旁边满头大汗的就是他口中的曾乔，他的死党。我跟他们关系很不错，毕竟学校里也就我们这少有的几个人能有希望冲刺进一中，所以我们几乎从早到晚都被“关”在一起，接受全年级老师的单独辅导。而这其中褚天亮和曾乔他们一伙人是最闹的。我没有理会他们俩个，而是更急切地看向分班名单。
五班的名单中确实有曾乔，一个我不是很喜欢但是成绩很好的男生。同样作为校友而出现在五班名单上的还有迟红尉，一个我们全校学生都不是很喜欢但是成绩更好的男生，以及另一个很文静的女孩子，平时的成绩跟我差不多，只是性格很内向，跟我们几乎没有什么交集。这三个名字挤在名单的最后面，看起来可怜兮兮的，但我不得不承认我还是很羡慕，虽然当时的我并不知道两年之后在他们身上都会发生什么。
“都跟你说了，我们在八班，别不死心了。”说着，褚天亮用手指在我头上狠狠弹了一下，顺手又揉了揉我的头发，虽然是我们之间常玩的把戏，但似乎这次没有戏弄反而有一丝安慰的意味。
“怎么剪了这么个头发，扎手。”他皱着眉问我，原来他只是想试试我新剪的头发的手感而已。
“你懂什么，没看出来这是跟周笔畅是一样的吗？”从很早以前，我就格外中意有酒窝的人，所以相对于李宇春，当年的我更喜欢笑起来甜甜的周笔畅。中考结束后，我就把一头长发照着周笔畅的模样剪成了“长毛寸”，而这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发型因为二代身份证的升级变成了我之后二十年萦绕不绝的噩梦。
“哪看出来的？闭着眼睛看的吗？瞎折腾，一点都不好看。”
我懒得理他，转头去看八班的名单。我的名字既没有加粗也没有放大，但还是一眼就能看到，因为就在第二个。
而排在第一的名字是：秦东亮。
“东亮，你是第一哦。”一个梳着马尾的女孩正兴奋的摇着旁边男生的胳膊，还强调般地把“哦”字拖得很长，倒是成功引起了周围人们的注意。
男生淡定自若地说“除了实验班的，其他人都是打乱分的，跟成绩没关系。”
那女生还想接着说什么，但是被他制止了。
这时候，褚天亮硬凑了上去。“你就是秦东亮啊，咱班的状元大人。我叫褚天亮，她也是咱班的，叫穆念……”
“不对！不对！假的！都是假的！”人群中突然骚乱起来，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怒吼着冲到了布告栏前，疯狂地撕扯着那些脆弱的名单。她的指甲划过铁质的布告栏，发出的声音仿佛抓挠在骨髓深处一般让人浑身发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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