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为批驳新学而做的几部著作，在当时影响极为深远。绍兴九年（1139年），时任言官的杨时之婿陈渊，与高宗皇帝谈论理学与王氏新学之优劣异同之时，高宗皇帝就亲口称：“杨时之学能宗孔、孟，《三经义辩》甚当理。”[42]可见杨时晚年站在理学学者立场所做的驳斥王氏新学、播扬洛学之作，引起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充分关注，为南渡之后洛学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总之，杨时虽然幼年曾受佛老影响，少年时亦曾研习荆公新学，然而自从师从二程之后，却一直在学术上、在行为上，都坚守着理学学派别的思想与立场。在元祐之后洛学迭逢打击的情况之下，正是由于杨时的努力，保证了洛学门风的传承与播扬，而洛学于南渡之后大兴于天下，与杨时的作为，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此外，在当时朝廷上禁绝洛学公开讲学的情况下，杨时借着自己游宦四方的机会，传播洛学，从而将洛学门风传进了地处东南一隅，在当时相对闭塞的福建，直接催生了朱熹闽学的诞生，程颢当日目送杨时远去之时曾言：“吾道南矣！”杨时一生所行，实无愧其座师这一转语。
杨时对于二程著作的考订编纂，以理学学说的观点对于儒家典藉进行解注的工作，不但在当时使得二程思想的原貌得以保存，同时启迪了斯后的集理学大成的朱熹，也给后世的研究者们，保留了理学学说草创之初思维路向的原貌，使我们可以了解到二程与朱熹之间思想承转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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