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鼓励”商船“落帆献金”，海盗还对不肯投降的商船船长施以酷刑，真正落实“抗拒从严”，并安排在多个海港释放海员，以便让其在各地散播“宣扬盗威”，以收杀鸡儆猴作用。李逊的书和《海盗史》及2007年重印1932年的《海上劫掠史》（P.Gosse：TheHistoryofPirnacy，Dover），对海盗如何残暴地对拒降船长用刑，均有令人怵目惊心的讲述和图像；有关海盗无人性的传说以至好莱坞电影中把海盗妖魔化，灵感便是从此而来。另一方面，对于合作的商船船长和船员，海盗一律“投降从宽”，而且给与物质奖励，目的亦是希望劫后余生的海员把海盗越货不杀人甚至伸出同情之手的事广泛传播。显而易见，海盗既然“赏罚”分明，日后遇海盗商船自动献金的机会便远大于负隅顽抗。
当然，海盗船是在发现目标“猎物”后才扯起海盗旗的；由于海盗首领大都精于计算且作成本效益考虑，十七世纪一般海盗船的设备无论在风帆以至武备上，都比商船优胜，这是海盗确定的目标不易逃逸的原因！
除了货物，奴隶船上的奴隶以至一般海员，遇劫后不少都改正归邪为盗，因为奴隶向被当作货物，在船上过的是非人生活；而当年商船船长克扣海员伙食、薪金及视他们为苦役动辄拳打鞭抽的情况极之普遍，海员因此不论黑白，大都视被劫为“解放”。十七世纪海盗队伍速迅壮大，其理在此。
海盗生涯符合投资学的“风险报酬率”，即风险与报酬在正常时期有正比关系——在有突发事件的非常时期，高风险才会零回报（全军覆没）——众所周知，在和平时期，各国政府都在海上陆上追缉海盗（1536年前英国已有“海事法庭”、1536年通过《海上罪行法案》，专事对付海盗），并且会处以严苛的刑罚，把海盗枭首问吊是司空见惯的事。在严刑峻法之下当海盗者仍前仆后继，说明海盗确是一本万利的“营生”，利诱之下，海盗供应不绝，这正是海盗人数在全盛时期以万计的底因。不过，说到底，物质诱因才是导人为盗的重要因素。1695年恶名彰著的海盗头目亨利·艾米利（HenryEvery）骑劫一商船，掳获价值达六十万镑的金银财富，海盗船上的“打杂”亦分得千镑，为当年商船一等水手四十年年薪总和！消息传开后，“海盗业大兴”，不难理解。李逊从当年海盗船的航海日志及海盗“才子”所作的笔记，获得不少翔实的资料，详细缕列各著名海盗的斩获；而不少海盗在分赃后选择在加勒比海岛国以至非洲的马达加斯加等地做“寓公”。
有关海盗组织、民主选举、纪律和按等级瓜分赃物等，拙文“男盗女娼各有其道”已清楚交待；这里可以补上一笔的是，海盗不但首创男女同工同酬（李逊发现十八世纪超码有四名“记录在案”的女海盗），同时是种族平等的先行者（这绝非白人海盗特别仁慈，而是“解放”黑奴使之成为自由人，他们才会奋力抢掠，在与海军遭遇或与不肯不战而降的商船缠战中拼命，而这对海盗船的安全及收益极之重要），李逊引述史学家坚尼斯·健可的《黑旗下的黑人》一书的资料，作者统计1682年至1726年二十三艘海盗船的海盗人数，显示黑人海盗占相当比重，平均在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之间，最高的且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而李逊多方考证，得出黑人海盗不再是奴隶而是享有白人海盗一切权利的自由人。考虑英国1772年才取消奴隶制（其殖民地迟至1833年才跟随），而美国至1865年才“废奴”，白人海盗在解放黑奴上应记首功！
海盗对“人类的贡献”，还在于其行动完全受理性选择经济学的约制，若不如此，现今世人必视海盗为虐待狂（对不肯投降的商船人员施苛刑）而非和平爱好者（扯海盗旗以达不战而屈对手的目的），只知以凶残非理性手段掠劫金银货物然而没法表彰其合理公平理性地分赃，他们看似是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但海盗船上绝对有“法治”（海盗船没有监狱、警察，亦无律师、法官和议会，但有必须人人遵守的“行为法典”）及选举和罢免制度，海盗好像饥不择食强行拉夫入伙，实际做过精密实地调查，拉夫以外科医生、木匠、铁工等为优先。在理性选择的框架内处事，海盗才能横行四海商船见之（见骷髅旗）丧胆乖乖就范令他们大发其财，多少海盗因此得以在帝力不及的地方安享后半生。
在小说家笔下和好莱坞电影中，海盗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经常处于非理性亢奋状态中的暴徒，或不是艰银妇女便搞同性恋的银棍，可由于他们的自私人性不变，其行为亦受物质诱因的指引，他们在成本效益面前完全理性，即无时无刻致力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这使他们和商人一样，亦以牟取最高利润为依归。他们的经验是民主、平等及对“敌人”硬软兼施收效最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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