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帝国政府提出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提案被乾国拒绝，我国政府势必独力承担对朝鲜的改革。虽然预料到不免发生冲突，但势成骑虎，实亦无可奈何。日乾两国争执的关键在于改革朝鲜内政的实行方法。关于朝鲜的内政改革问题，由于以前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情况，可以说是至今尚未获得满意的结果。自从我政府公开宣布将以独力承担改革朝鲜内政的决心后，我国朝野舆论，翕然一致，认为：‘朝鲜为我国邻邦，我国纵使遭遇一些困难，为了邻邦的友谊，也应加以援助，这是作为一个仁义之邦的帝国所义不容辞的。’后来当两国处于交战状态时，认为我国是抑强扶弱，大兴仁义之师，我国置成败于度外，俨然把这种外交问题，看作是与其说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毋宁说是出于道义上的要求。但是，主张这种论调的人，如果推究一下他们的内心深处，不难看出他们表面上以改革朝鲜为名，实际上企图逐渐扩张我国的版图。即使不是这个企图，也是想以朝鲜成为我国的保护国，使其永远屈服于我国权力之下；或是实际上想使朝鲜进行相应的改革，使其略具一个独立国的形式，以备将来我国与乾国或俄国有事时，作为缓冲；另外也有轻率地建议由我国立即召开各国会议，使朝鲜成为像欧洲大陆的比利时及瑞士那样由各国保证的中立国。不过，这一切只是个人之间的闲谈，而公开发表于社会的则不外乎是被称为庸俗的舆论，即所谓抑强扶弱的义侠论而已。对于改革朝鲜内政，我最初就认为除了政治上的需要外，是没有其他用意的；同时也绝不认为有以义侠精神大兴十字军的必要。因此，我认为改革朝鲜内政，主要是为了满足我国的利益，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根本没有牺牲我国权益的必要。而且以此次事件来论，所谓朝鲜内政的改革，毕竟不过为打开日乾两国间难以解决的僵局而筹划出来的一项政策，后因事态变化，以致形成不得不由我国单独承担的局面。所以我从开始时就对朝鲜内政之改革，并不特别重视；而且对于朝鲜这样的国家是否能进行合乎理想的改革尚抱怀疑。但改革朝鲜内政现在既已成为外交上的一个具体问题，我国政府总不能不加以试行，至于我国朝野的议论究竟基于何种原因，已不必深问，总之，有此协同一致，不论对内对外，皆属便利。因此，我便想借此好题目，或把一度恶化的日乾关系重加协调；或终于不能协调，索性促其彻底决裂，总之，想利用这一问题使阴霾笼罩的天气，或者一变而为暴风骤雨，或者成为明朗晴天，像风雨表那样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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