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位于日本九州鹿儿岛的的菱刈金矿。
而这还只是九州岛上的金子。
日本得金银岛之名，可不仅仅是因为其九州岛有大量的金银矿，日本的其它地区同样也有大量的金银矿，像佐渡金山、生野银矿、石见银山等等，都是超大金银矿。
日本有如此之多的金银，极度缺金银的蔡仍，哪能不惦记？
实际上，蔡仍早就在跟日本搞国际贸易了。
不。
应该说，蔡仍搞得是偷渡才是。
这里得解释一下，蔡仍不是不想跟日本堂堂正正的贸易。
可问题是，蔡仍前前后后往日本派了十几次使臣，说辽东想跟日本进行国际贸易，共建大东亚共繁荣。
但日本方面就是不予以积极的回应。
没错。
这个时代的日本的统治者的对外政策是极为消极的——他们采取了“自我封锁”的对外政策。
更让蔡仍生气的是，日本不仅不跟自己贸易，还制定了锁国的政策（“渡海制”），另外还出台了禁止私自购买辽东物品的“禁购令”、限制了辽东商人过于频繁来日的“年纪制”等一系列禁令（即“十二禁制事”）。
后来，蔡仍从王守成那里得知，日本为什么会采取“锁国”的外交政策。
首先，唐朝的解体，让日本开始对学习外国的文化存在反思。
日本在自身“奈良时代”开始就积极地汲取盛唐的文化跟制度，因此迎来了发展的高峰。
但在奈良时代后期（平安时代前期），唐朝的一些制度在日本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
比如日本的班田制是仿照唐朝的均田制而制定的，是律令制土地制度的根本法，其内容为：“凡六岁以上公民，由政府班给口分田，男子二段，女子为男子的三分之二，官户奴婢与公民相同，家人、私奴婢则给公民的三分之一。有位、有职、有功者，按位的高低，功的大小，班给相应的位田、职分田、功田等。除口分田之外，还相应给以若干宅地和园田，为世业田，若绝户还公。班田每六年一次。所受之田不准买卖，若受田者死亡，由国家收回。”
这种制度就是先编户籍然后按人口分田。
可是后来在贵族的特权干涉下，这些田地变成了贵族的私有财产，而且班田制下的农民在社会经济发展后开始背负上税收的重担，结果造成农民的大量流失，聚众闹事。
尤其是唐王朝的解体，更让当时日本的统治者开始反思外来文化对国内的影响。
其次，唐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统治者的统治构成冲击。
遣唐使来到唐朝学习，然后将当时唐朝的一些先进的文化、经济还有政治制度带到日本。
其中在六世纪中期，日本引进了佛教。
然后，奴隶主和贵族们将佛教变成了政治斗争。
比如，圣德太子和苏我氏族就是利用佛教获得的政权。
圣德太子是利用佛教获得的政权的，对佛教的重视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佛教便被奉为国教。
可这样对信奉日本本土教派的势力便会带来一定的冲击。
而这种冲击亦将会反作用于日本统治的势力。
再次，海外贸易带来了管理的麻烦。
日本大宰府在七世纪成立，最初是管理西海道的九州三岛和公派使节的出发回归等事务，之后开始接待外国使节。
到了九世纪，大宰府开始作为朝廷的代理机构管理对外贸易。
那时，外国商人到日本的住宿与饮食等费用皆由大宰府负责，除此之外也不需要缴纳关税。
别以为日本人这是傻——他们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与日本进行贸易的商人的费用，进而就可以刺激更多的商人到日本开展贸易活动。
而作为日本朝廷机构的大宰府，有采购任务——其主要职责就是用黄金来采购日本朝廷特别是日本皇族需要的商品。
由于采购的数量巨大，而且大多都是奢侈品，因此，便让日本内部的一些贵族的需求得不到充分的满足。
于是，商人一来日本，日本人就激烈的争抢。
如此，便会促使价格提高，跟产生走私交易。
尽管日本的统治者试图通过制定官符来限制哄抢和走私贸易，但是效果很不明显。
这样就给日本统治者带来了巨大的管理压力和管理问题。
再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国际贸易加剧了日本本土的黄金外流，以及降低日本朝廷和日本皇族的权威地位。
随着九世纪后日本外贸逐渐增多，管理困难和无力支付大量黄金的问题凸显出来。
日本的统治者为了控制交易数量，为了确保日本朝廷特别是日本皇族能够获得足够的外国输出品以显示权威，则继续保持国家贸易为主的对外贸易体系。
为此，日本朝廷采取了一系列的规定跟措施，来控制外商跟民间交易。
但在外商对规则的灵活规避下，日本朝廷所施展的种种措施，屡屡失效。
比如在延喜年间，日本为限制同一位商人（商船）过于频繁地来日本，颁布了所谓的“年纪制”，但这位商人通过改变名字等方法来钻规则的漏洞，进而来规避这种控制。
除此之外，官方间的贸易虽然在表面上有序往来，但民间的走私等等贸易活动却屡禁不止。
以上这几个方面就是日本采取消极的对外政策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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