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只顾眼前，不顾长远，过早地消耗了民力，到了一定的时候必然带来恶果。
北宋立国一百多年来与辽朝所形成的军事地理格局和政治格局，使北宋君臣在承受巨大的国防压力之外，也承受了难以言说的心理屈辱。
到了宋徽宗时代，面对辽朝衰亡带来的绝好机会，好大喜功的赵佶君臣收复燕云失地的渴望被激发了出来。
但恐辽症和北宋军政的腐败，使赵佶君臣对收复失地信心不足，他们怀着侥幸、投机心理，将原先单独出兵收复燕云的决策改变为联金灭辽，并且与金朝签订了“海上之盟”。
从北宋实施运作联金灭辽的整个过程中，就不难看到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对联金灭辽事件的影响。
童贯因为在西北战场上取得过战功，所以进一步萌生收复燕云的想法。
蔡京也曾对收复燕云抱有兴趣和信心，但因为和童贯争权，不时掣肘童贯。
后来，蔡京看出来了，北宋王朝潜在的危机，断然改为阻止收复燕云。
这不仅引起赵佶对蔡京的不满，也使王黼有了可乘之机。
而王黼为了与蔡京争权，极力主张对燕云用兵。
童贯初始态度踊跃，但当他真正看到宋朝的军队、军备状况后信心大跌。
这也预示着宋军的失败。
然而，与金结盟，对辽用兵，之所以会发生，关键还是赵佶有意于此。
赵佶对于伐燕之举，起初态度谨慎，后来一方面因为辽朝衰败的事实，另一方面出于建立不世功业的愿望和冲动，确立了谋取燕云的国策。
而蔡京、童贯、王黼等人，他们洞悉赵佶的意图，为了博取赵佶欢心，专权固宠，也为了实现建立功业的美好愿望，纷纷投入到这场重大的事件中去。
公正的说，自始至终坚持收复燕云，坚持联金灭辽的，正是赵佶本人。
这从童贯的被重用和起落，蔡京的第三次罢相，王黼的起用，都证明了这一点。
从宋神宗时代直到宋徽宗时代，北宋的皇权是在原有基础上一步步走向强化的。
到了宋徽宗时代，表面看财政集团权势熏天，为所欲为，但实际上却是赵佶一人独大皇权至上，无论是蔡京，还是王黼，赵佶始终将他们牢牢地掌控在他自己的股掌之中，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们始终对皇权都没有造成任何的威胁，相反，他们只有仰仗皇帝的鼻息才可以巩固他们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皇帝一高兴可以给他们高爵厚禄；皇帝一不高兴，一句话又可以让他们身败名裂，倾家荡产，一无所有。
正因如此，蔡京等人的所有才智和能力都只能围绕着赵佶这个皇帝意志运转。
在好大喜功而又荒淫无度的赵佶手下，蔡京等人的才能越高，执行能力越强，就只能越有效的将北宋整个国家推向死路。
再经历元祐、绍符以来的政治纷争，对于权力欲极强的蔡京等人来说，给他们留下的深刻经验和教训就是依赖皇权的重要性，同时，他们也认识到权力的不确定性。
蔡京等人既然明白了自己的权力地位来之不易，保住它就是最关键的，而其唯一的办法就是尽死力为皇帝卖命，让皇帝高兴。
说到底，蔡京等人的觉悟就是，竭力服务的对象是手握皇权的皇帝本人，而不是国家，更不是广大百姓。
如此，以蔡京为代表的一干大臣的升迁贬退，本质上都是赵佶个人意志的操纵。
无所不包的政府公权已经对私人利益乃至思想领域进行了控制。
而如此之大的权力，又有效的掌握在皇帝赵佶自己的手上。
这就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官员没有任何选择，只能走上讨好奉迎皇帝赵佶这一条路。
换句话说，蔡京以及同时期的一帮佞幸奸臣的出现，实际是赵佶皇权专制控制下肆意弥漫的政府公权力逼出来的。
蔡京等人的聪明才智都变成了皇权下的提线木偶。
关键还在于赵佶，他如果至圣至明，这个政府也许真能有一些作为。
可问题是，赵佶不是，他穷奢极欲、好大喜功、用人为亲。
如此，在这样的赵佶的操控中，势必要将北宋送上断头台。
所以，问题重重的北宋，其实是亡定了，就算没有兰沟甸之败，也会有红沟甸之败，区别只在于这一败什么时候会爆发。
蔡仍对此清清楚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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