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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克里斯滕理论上的办公室在六楼，一个采光充足的舒适角落，摆着形同虚设的电话和一盏老式台灯。他实际的办公地点在地下二十公尺，普通地铁线路的深度。要到达这个地方，首先要找到一家开在僻静街道上的二手书店，玻璃橱窗里陈列着落满灰尘的诗集和贴着折价标签的建筑史教材。歪斜的木书架似乎随时会倒塌，一个面容疲惫的实习生守着柜台，因为没有生意，一天里大部分时间都在电脑上玩在线纸牌游戏，不停地吃放在宽口碗里的薄荷糖。柜台后面的小门上层层叠叠地贴着音乐会和讲座的海报，门后面是狭窄的楼梯，在底部分岔，右边平台通往仓库，左边通往一扇没有标记的门，安装着和这家书店不太相称的生物识别电子锁，先在这里扫描虹膜和指纹，到电梯里再输入一个8位密码，这个棺材大小的铁箱才会运转，把访客送下“矿井”。
就如它的代号所暗示的那样，“矿井”是个乏善可陈的密闭空间，墙壁没有处理过，都是光秃秃的水泥，通风系统一刻不停地发出噪音。裸露的承重钢柱被用作公告板，粘满了花花绿绿的便利贴。东侧墙边的工作台属于他们的数据矿工，两年前结束在“农场”的训练之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只有莱昂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其他人都简单地称呼他“伯尼”，伯尼面前有六七个屏幕，调到不同的新闻台，此刻都在播送一模一样的内容：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
“水温怎么样？”
“像熔岩一样烫，酋长。”伯尼摘下耳机，把它挂在脖子上，“恐怕我们彻底和蔡斯失联了，我在监控入院记录，但目前留医的二十三个伤者里还没有符合描述的。他最后的已知坐标在爆炸现场。”
莱昂交抱起手臂，看着屏幕上从不同角度拍摄的航站楼，莫娜站在他身后，像个影子，“没有监控录像？”
伯尼摇摇头，“暂时拿不到，至少没办法在俄国人不察觉的情况下这么做。”
左上方的屏幕在重播爆炸过后的狼藉，那种晃动不停的手机录像，灯光昏暗，瓦砾里的血迹看起来是黑色的。莱昂注视着荧屏，看不出有什么表情。伯尼推了推眼镜，等待着。
“召回‘海钓’项目的人。”
莫娜和伯尼互相看了对方一眼，前者首先开口，“全部吗，先生？”
“全部，外勤，分析员，工程师，所有人。”
伯尼踢了一下桌子，滑到工作台另一端，转椅的轮子在水泥地上喀啦作响，他戴上耳机，重新开始敲键盘。莱昂走进他的私人办公室，锁上门，放下百叶窗，拿起电话。这间隔音室是“矿井”的心脏，三个文件柜里塞满了“海钓”项目的档案，莱昂坚持这么做，拒绝电子化这些资料，不管在项目委员会里受到怎样的嘲弄也不为所动。墙上挂着一张镶在木框里的苏联征兵海报，那是他九十年代中离开捷克时使馆雇员们送给他的，乱糟糟地签着十二三个名字，附带简短的祝福语；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现在变成了时代遗物。拨号音响起的时候他就盯着这张海报，思忖着自己上一次和俄罗斯外交人员接触是什么时候。
轻微的咔嗒声，电话接通。莱昂揉了揉鼻梁，收回目光，看着自己的手背。“大使阁下！”他用俄语说，换上了一种连他自己也十分厌恶的欢快口吻，“这是克里斯滕，我能占用你几分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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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斯缓慢地恢复知觉。
警笛持续不断地鸣叫，有人在哭喊着什么，也许是一个名字。无线电对讲机发出沙沙的杂音，空气闻起来像烟尘和燃烧的塑料。他只剩下两个感觉，冷和疼痛，光线在他眼前跳动，混成模糊的一团。脚步声，碎玻璃被踩得喀喀作响，一双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检查了他的脉搏，笔形电筒照进他的眼睛里，左边，右边，除了眩目的白光，他什么也看不见。
蔡斯试图爬起来，但没有一块肌肉愿意响应。两双手把他抬上了担架，接下来的一段路漆黑而漫长，他只记得雪粒落在脸上，冷风刮来柴油和松树的气味，自始至终没有人交谈，好像他们都约好了绝不在他面前说话似的。担架震动了一下，他被抬上一辆车，也许是救护车，也许是漆成白色以便掩人耳目的厢式货车，联邦安全局和中情局一样喜欢用这种车进行绑架；这时候他才第一次听见这些人开口说话，用的是俄语，他不会俄语。氧气面罩盖到他脸上，蔡斯挣扎起来，在车里引起了一阵慌乱，好几双手按住他，针头刺进他的手臂里。
蔡斯在车厢门关上之前就失去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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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打开门。
他的两个下属停止交谈，转过头来看着他，伯尼神经质地推了推事实上并没有下滑的眼镜，莫娜在军队里养成的习惯又出现了，挺直背，双手放到腰后。两人背后那一排屏幕不再显示新闻，换成了地图和时钟。
“和东欧站保持联系，确保我们的人安全回来。”他对伯尼说，然后转向莫娜，“留在这里，等我的指令，也许你需要到兰利去一趟，也许不需要，让我们祈祷不需要。”
“你呢，先生？”
“我会坐最早出发的一班飞机去莫斯科，去兑现一个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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