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开。”瓦西里告诉他。
菲利克露出大大的笑容，发出几个含糊的音节，不知道想说什么，又往前迈步，被自己的脚绊倒了，瓦西里及时跳下沙发扶住他，免得小男孩磕断刚刚长出来的乳牙。就在这时候卧室门开了，一个穿着睡袍的女人出现在那里，形销骨立，凹陷的眼眶像两口盛满阴影的井，暗金色的头发剪得很短。菲利克在地上翻了个身，看到妈妈，咯咯地笑起来，坐在地上，又伸长手臂，等着母亲来抱起他。但阿莱莎后退了半步，勾了勾嘴角，看起来更像哭泣，而不是微笑。她对上瓦西里的目光，冲他眨眨眼，就好像瓦西里和她分享了同一个秘密似的，尽管瓦西里还不知道这个秘密是什么。她重新关上门。瓦西里半跪在原地，盯着那扇木门，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菲利克拉扯他的手臂，爬进他怀里，把拇指放进嘴里。瓦西里心不在焉地拍打他的背，就像在家里对付妹妹那样。尤莉娅哭起来比防空警报还刺耳，至少菲利克很安静。
后来在瓦西里的记忆里，阿莱莎的模样逐渐变得缥缈起来，掺入了想象的扭曲，甚至变得有些恐怖，像一张发了霉的照片，色块和斑点之间模糊地透出鬼魂般的影像来。他觉得菲利克多多少少也继承了这种幽灵般的特质，可以同时存在于身边，但又不真的在那里。恰好这种特质也和菲利克所接受的训练非常吻合。他从没告诉过瓦西里自己被分配到哪里，但只要你观察得足够认真，总会认出被特勤处选中的士官生。他们都能把至少一门外语讲到无懈可击，而且拥有特殊许可，可以借阅图书馆里不对其他学生开放的西方小说和报纸。摇滚乐和外国作曲家的交响乐理论上来说是禁止的，但大家都从黑市上买来磁带偷偷听，只要没人告发，教官们也都假装不知道这件事。靠目光呆滞的军官收集剪报的时代早就过去了，这些年轻学生都是未来安插在各国使馆和商会里的漂亮鸟儿，克格勃给他们的羽毛染色，撒上一层帝国主义者会欣然接受的精致糖粉，以便招揽线人。这一招在英国和西德都成功过，没理由不复制到其他战场去。
按照这个比喻说下去的话，瓦西里就是苏联境内的猎鸟人，负责防止北约国家对苏联采取同样的战略。学校从第一总局邀请来现役军官，教他们跟踪、绑架和刑讯逼供，当然克格勃不喜欢把刑讯称作刑讯，在瓦西里的课程里，它的名字叫“调查辅助技巧”。作为实地练习的一部分，瓦西里和其他士官生去年拜访了一次卢比扬卡监狱，在单向玻璃的另一边看反间处的审讯官是怎样“辅助”嫌犯招供的。两三个士官生不安地熬了十分钟，终究移开了目光。瓦西里不为所动地看了下去，这将会成为他的工作，一点点血和苏联的安危比起来算不上什么。爸爸一向喜欢在餐桌上对西方的报纸大加嘲笑，认为那些抨击苏联“残忍”的英美政客全是软弱的蠢蛋。
菲利克从未对政治发表过任何见解，表现得就像个温顺而忠诚的信徒。好吧，除了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张东德逃兵的照片莫名其妙地让他极其不安。但小孩总会有很多奇怪的想法，不是吗？尤莉娅一度非常害怕蛾子，深信这些昆虫会在她的耳朵里产卵，然后吃掉她的眼睛。瓦西里不觉得这有什么可疑的。然而。
他的思绪卡在这个“然而”上面。在东柏林的这间弥漫着末日气氛的办公室里，最后一点从窗外来的光线已经消失了。烟快要烧到手指，吸不了两口了。瓦西里一动不动地坐着，觉得自己像是困在了战壕里，漆黑，寒冷，没有补给，也没有援兵。他丢掉烟头，用鞋底碾灭，把手探进外套内袋里，摸出一个信封。
信封上一个字都没有，但瓦西里知道这是谁寄来的。信纸似乎很厚，很可能折了三折，隔着信封都能摸到它略微凸起的边缘。也许是认罪书，也许是情信，他不想知道，不想再和菲利克扯上任何关系。
瓦西里猛地抓起放在桌上的打火机，把信封凑到颤动的火焰上方。难道这不是最合适的解决办法吗？用菲利克的第一份礼物，来毁掉这最后一份礼物？
敲门声响起的时候他发出一声恼怒的低吼，把打火机摔到地上，胡乱把信封塞回衣袋里。冲门外喊了一声“什么事！”，一位斯塔西雇员紧张地从门缝里探头进来，确认瓦西里不会把电话扔到他头上，才把门完全推开。
“不是故意要打扰你，安德罗索夫上尉。”
“有事就直接说。”
“您可能要到地下室去一趟，上尉，处长召集了紧急会议，要求所有军官出席。”这位信使犹豫了一下，舔舔唇，“是关于柏林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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